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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印度上议院通过一项争议性的印度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允许2015年前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3国进入印度的非法移民获得印度公民身份，包括佛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帕西人和锡克教徒，但穆斯林除外。反对者称该法案违宪，将继续边缘化约2亿穆斯林教徒。印度总统签署后，法案将正式生效。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上海在将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等分类处理，目的不是为了像之前那样直接送去垃圾焚烧站里一烧了之，而是通过堆肥、碳化和昆虫蛋白等技术路径来实现资源化利用。“所以政府收这个钱，也是为了推动垃圾处理后端的技术进步。”杜欢政指说。

责任编辑：戴明 SF006中国国航与加拿大航空签署中国-北美洲航空公司之间首个联营协议每经编辑 祝裕2018年6月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与加拿大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加航”）签署了中国与北美航空承运人间的第一个联营协议。国航董事长蔡剑江，国航副董事长兼总裁宋志勇和加航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alin Rovinescu出席了签约仪式。

今年以来，中美利差整体收窄，未来美联储还会继续加息，这会不会对我国资本外流造成一定压力？王春英：谢谢你的问题。关于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需要更加全面地进行分析和判断。利差会影响跨境资金的流动，但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根本因素。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近年来美元利率明显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利率水平，但国际资本并没有持续从欧、日地区流向美国，美元汇率也没有在过去几年持续升值。说明国际资本需要考虑经济增长预期的对比情况、货币政策调整的对比情况，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汇率变化，而且还需要考虑不同资产的分散配置问题。二是历史上很多新兴经济体为抑制资本外流而大幅提高利率，甚至提高到几十个百分点，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或者留住国内资本不流出，经济脆弱性带来的相关风险是各类投资资本在投资时非常重要的考量。三是我国在2006年至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国内的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当时我们面临持续的跨境资本净流入，说明国内经济状况、长期投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等因素明显大于利差的影响。所以我们讲，利差会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但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最根本的因素。

新型的农货上行模式，正在对涉农劳动力要素进行跨时空、跨地域重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一方面要求大量“有技术、懂管理”的“新农人”回流农村，另一方面则节约出大量非技能型劳动力投身制造业或服务业，为原有产业链创造出更多附加值。《报告》指出，拼多多所力推的“拼农货”体系则以农产品为核心，为“新农人”返乡、做大“农货上行”的产业蛋糕提供了巨大的舞台。

从去年年底开始，陆续有互联网巨头被爆出裁员潮，而有赞CEO在此次年会上也提到“接下来在很多基础岗位上只招聘年轻人”。一方面是大幅裁员，或使用相对廉价的年轻员工，另一方面则是无休止地拉长工作时间，互联网企业纷纷如此左右开弓，无非是想压缩开支，提高人均产出。站在企业角度，这样做或许情有可原，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守法经营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