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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充分动员政府力量与药企谈判价格，降价效果明显。例如，一种治疗丙肝的药物，服药12周，基本治愈丙肝，在美国全部疗程下来，费用在70万-80万元；这种药在日本一开始价格也很高，但到第二年采购时，政府就把报价拦腰砍一半。美日之间医疗服务费用差距大，是因为日本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不同。日本是在公共医疗保险下提供统一的医疗服务，政府对医疗价格的影响力强；而公共医疗保险在美国，只是保一部分，另外有非常灵活的商业保险来保障医疗服务，由于医疗服务主要由民间提供，价格也就由民间自主设定，想要享用高质量的服务，价格自然就高。

动作最快的是富力。洪森和张力的会面结束一年多之后，富力地产的柬埔寨首作“金边富力城”就开门迎客了。从金边的机场到街头广告牌，处处能看到富力打上了“中国十强地产品牌”的广告语。这句广告语如果仔细推敲，其实有些言过于实。在最近五年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规模排行中，富力地产并未进入过前十，相反还因为数次踏空国内的楼市节奏而完不成任务。

保险业过度金融化的趋势也将终止。过去几年，一些保险公司利用政策的漏洞，大肆进行资产的扩张并不断进行综合经营，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集团。由于分业监管的制约、监管穿透不够，其中一些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问题。比如安邦集团，控制成都农商行后，通过并表总资产规模迅速提升，又通过万能险等迅速做大保费，凭借资产规模优势满足了对外投资需要的资产规模红线，再通过旗下银行内保外贷操作出海外投资的资金，得以在海外收购中呼风唤雨。

胡泽君表示，对于201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的问题，截至2019年11月底，绝大多数已得到整改，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采取上缴国库、补征或退还税款、统筹使用结转结余资金、调整投资计划和账目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3099.81亿元；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1538项。

二是加强统筹协调，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在金融综合经营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基于传统金融业态的分业监管体制体现出诸多不适应性，具体表现为“两跨界四套利”。一是金融机构跨界扩张。跨业投资政策标准不一、金融控股公司和实体企业办金融缺乏规范。二是金融业务跨界套利。分段监管体制下，功能监管和穿透式监管缺失，同类金融产品监管标准不一。

另一方面，从历史数据来看，A股市场上的“春季躁动”行情一般发生在2月，即使从全年来看，2月的上涨概率也是最高的。自2000年至2018年，上证综指2月份上涨概率达到77.8%，远高于其他月份，各年度二月份涨幅方差相比其他月份也是最低。上涨概率其次高的就是11月，从2000年至2018年上证综指在11月上涨的概率有67%。从事件驱动的角度来看，每年3月份有“两会”，同时，前一年12月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本年度的政策有着方向性的影响，政策题材炒作是春季躁动的直接推动力。